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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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共产国际依据经典作家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指导中国革命,对中共的诞生、成长和形成理论自觉功不可没,有力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大发展,但其中的确存在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革命所处的民族条件的差别的缺点,在判断革命形势等问题上也出现过信念脱离实际的失误。如同中共的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一样,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共产国际本身也在进行探索,总体上能够根据实践修正教条错误、改变政策策略,改进指导方式,最终认识到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能够“真正运用马列主义”。十月革命“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④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主要理论与政策根据“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关键词:中国革命;毛泽东;无产阶级;中共;列宁;指导;选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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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共产国际时期,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按其阶级本质是国际主义的”,发挥着世界革命基地和中心的作用。共产国际依据经典作家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指导中国革命,对中共的诞生、成长和形成理论自觉功不可没,有力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大发展,但其中的确存在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革命所处的民族条件的差别的缺点,在判断革命形势等问题上也出现过信念脱离实际的失误。共产国际强调中共应服从一定革命阶段的中心任务,保持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重视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人运动等,是重要和深刻的,但就此提出的行动策略或解决方案,过于拘泥于教条,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如同中共的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一样,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共产国际本身也在进行探索,总体上能够根据实践修正教条错误、改变政策策略,改进指导方式,最终认识到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能够“真正运用马列主义”。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国革命;斯大林;毛泽东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倡导、组织和建立的一个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从1919年3月成立至1943年6月解散,共产国际存在达24年之久。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近年来,大批史料的不断披露,①为深入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相关研究无论是在领域的拓展上还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推进,成果丰硕且富有创新,特别是考实性研究成为学术亮点。但与此同时,与实事求是地分析共产国际的作用不同,有一些研究在分析问题时,不是去深入分析它的思想信仰、历史背景、主客观原因和具体情况,而是简单化地以现行的国家交往的准则、惯例去解读历史;同时,缺乏对历史应有的“温情与敬意”和“表同情之理解”的态度,“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②总是情绪化地谴责前人和问责历史。这些缺乏或脱离客观根据的否定共产国际历史和作用的思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用“国家利益”或“现实主义”的思想观点,来解释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动机。认为共产国际“不过是挂着世界革命的招牌,行苏联利益的工具”,其“性质自始至终是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③二是热衷于片面地渲染共产国际的错误,将共产国际的失误或错误固化,指责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在整个活动中都存在着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组织路线上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策略方针上的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④三是套用西方的“集权主义模式”和“权力斗争”的观点,把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说成是毛泽东与“斯大林及其代理人王明”等人的斗争史。与这些认识相关联,在一些现代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和影视作品中,几乎形成了一个普遍性的定格化形象,即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大多是以“中国革命的太上皇”姿态,居高临下地夸夸其谈,一味地“瞎指挥”和“帮倒忙”,一再给中国革命造成危害。

  可见,随着档案材料的不断涌现,研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再是史料匮乏的问题了,而在于如何科学地解读这些材料。当前仍然需要进一步正本清源,厘清真相。笔者认为,需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该问题的研究:其一是澄清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动机问题,即究竟是主要出于意识形态信仰,还是“国家利益的驱动”,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认清世界革命利益与苏俄(苏联)国家利益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二是理清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与政策依据。共产党人的行动是有思想指南的,既然认为共产国际的动机是出于思想信仰,那么他们又是根据哪些思想理论去指导中国革命,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也唯有如此,才能对时人所批评的共产国际指导“错误”(诸如“片面强调工人阶级成分”、“城市中心论”、“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等问题),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其三是总结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的特点和趋势,考察共产国际能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加深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认识,能否总结经验教训、修正教条错误,等等。其四是厘清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些失误的本然和所以然。研究这些问题,“真正有意义的不是谴责中心主体及其意识形态,而是研究它的历史形成、它的确立或作为一种幻景的实际构成,而这种幻景显然也是某种方式的客观现实”。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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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些新史料主要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6卷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998年出版,7—12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13—17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出版,18—21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辑,1982年出版第2辑,1990年出版第3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1997年共出版了21卷,1999—2001年出版了两卷);中央编译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首批12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沈志华等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全34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等。此外,《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中共党史资料》等期刊也披露了许多重要的文献档案。

  ②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第2版。

  ③樊安群:《苏联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海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④参见李景治主编:《国际共运史学百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

  ⑤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39页。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与基本经验研究(1949—1952)”(项目号12BDJ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获“浙江财经大学杰出中青年教师资助计划”支持。

  【作者简介】杨俊,历史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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